唐代詩人白居易小傳

唐代詩人白居易小傳

唐代詩人白居易小傳

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屬山西),曾祖父白溫遷居下□(今陝西渭南),遂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陳潤俱善詩。父季庚,做過彭城縣令,徐州、襄州別賀。明代紹興郡齋聖賢圖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曆七年(772),至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於鄭州新鄭(今屬河南)。自幼聰慧,5、6歲學作詩,9歲熟悉聲韻。11歲時,因兩河藩鎮戰亂,由滎陽逃難到徐州符離(今安徽宿縣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縣尉的堂兄。5、6年的顛沛流離生活中,白居易接觸到民間疾苦,並受到當時任蘇州、杭州刺史的兩位詩人韋應物、房孺復的影響,作有《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賦得古原草送別》等詩篇,15、16歲時,立志應進士舉,刻苦讀書,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後來,父死母病,靠長兄白幼文的微俸維持家用,奔波於鄱陽、洛陽之間,生活比較艱苦。

初仕至遭貶 自貞元十六年(800),至元和十年(815)。貞元十六年,白居易29歲,進士及第。十八年(802),又與元稹同時考中“書判拔萃科”。兩人訂交,約始於此,后在詩壇上齊名,並稱“元白”。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永貞時(805),王叔文、韋執誼實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韋上書,建議廣開言路,選拔人才,懲惡賞善,舉賢任能,不失時機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韋等被貶,改革失敗。他的建議未及採用,寫有《寓意》等詩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對社會政治各項重大問題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資料。這年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今陝西周至)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賢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學士。次年授左拾遺。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均依舊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預國家機密。在儒家“兼濟”思想的指導下,他不怕得罪權貴近□,連續上書論事,如奏請加德音中節目》、《論制科人狀》、《論於□裴均狀》、《論和糴狀》、《奏閿鄉縣禁囚狀》等,都是關係國家治亂、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與此同時,他還自覺地以詩歌作為“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武器,促進新樂府運動,寫了大量的諷諭詩,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輔而行。但由於朝政日趨腐敗,他的這些奏狀和詩歌反而招來當權者的忌恨與打擊。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喪居家,服滿返京任太子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兩河藩鎮割據勢力聯合叛唐,派人刺殺主張討伐藩鎮割據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請急捕兇手,以雪國恥。但卻被腐朽的官僚勢力攻擊為越職言事,並捏造“傷名教”的罪名,將他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這對他是個沉重的打擊。

貶江州以後的內外遷調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寫下《琵琶行》。詩中通過一個擅奏琵琶的長安名妓淪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託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悶。在這之前,他已經看到朝廷的種種黑暗,萌生過及早抽身的念頭。經過這次打擊,思想更從“兼濟”急遽轉向“獨善”,決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重題》);“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儘是非心”(《詠懷》)。但他並沒有辭官歸隱,而是選擇了一條“吏隱”的道路,一邊掛着閑職,一邊在廬山蓋起草堂,與僧朋道侶交遊,以求知足保和,與世無忤。與之相適應,描寫閑靜恬淡境界、抒發個人情感的閑適詩和感傷詩,便開始多起來,而前期那種戰鬥性強烈的諷諭詩則比較少見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還京,拜尚書司門員外郎,遷主客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因國事日非,朝中朋黨傾軋,屢次上書言事不聽,於長慶二年(822)請求外任,出為杭州刺史。后又做過短期的蘇州刺史。在杭州時,曾修築湖堤,蓄水灌田千餘頃;並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飲用。離蘇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次年轉刑部侍郎。

退居洛陽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會昌六年(846)。白居易從58歲開始,定居洛陽。先後擔任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他在洛陽過着飲酒、彈琴、賦詩、遊山玩水和“棲心釋氏”的生活。時常與名詩人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他在舒適的晚年仍然時常想到人民。73歲時,還出資募人鑿開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行船。兩年後病終。葬於龍門香山琵琶峰(見彩圖河南洛陽白居易墓)。詩人李商隱為撰墓誌。今已闢為遊覽勝地。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則以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指導思想。他的“兼濟”之志,主要是實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他的“獨善”之心,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自覺》二首其二說:“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求得身退心安,無所往而不適。當他受皇帝信任的時候,在政治上直言極諫,無所忌諱,敢作敢為,詩歌創作便積極反映民生疾苦,為補察時政服務;當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為時,便請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閑官,遠嫌避禍,以詩、酒、禪、游自娛,詩歌創作則主要表現個人感受。無論達和窮,他都離不開詩。白居易詩《溪村》插圖選自明代萬曆集雅齋刻本《六言唐詩畫譜》

白居易一生不僅留下近3000篇詩作,還提出了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歌比作果樹,提出了“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著名論點。情是詩的內容,言和聲是詩的表現形式,義是詩的社會效果。他分析了詩歌創作中的感情活動,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策林》六十九)。又說:“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策林》六十四)。認為情感活動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緣起於社會生活中的“事”,密切聯繫於當時代的“政”。因而,詩歌創作不能脫離現實,必須來源於生活,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着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

白居易繼承了中國古代一貫以《詩經》為主旨的比興美刺的傳統詩論,十分強調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他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又說:“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所謂“為時”、“為事”,就是指“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所謂“六義”、“風雅比興”,則是指詩歌指陳時政的美刺作用。由於當時社會黑暗和政治腐敗,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強調詩歌批評社會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寄唐生》),“上以紉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開壅敝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采詩官》)。在他看來,詩歌創作只有發揮了這種功能,引起當權者的注意,對國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點作用,才算達到了寫作目的,否則不過是些“嘲風雪,弄花草”的“空文”。與上述理論相適應,在詩歌表現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則:①“辭質而徑”,辭句質樸,不加文飾,表達直率,不繞彎子;②“言直而切”,直書其事,不作隱諱,切近事理,說盡說透;③“事□而實”,內容真實,經得起查考,不說空話,不加虛誇;④“體順而肆”,文字流暢,容易上口吟誦,便於配樂傳唱(《新樂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詩作,正是朝着這個方向去努力實踐的。

在中唐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這種詩歌理論對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病,是有積極意義的。對大曆以來詩壇上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也有針砭作用。但是,他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現實政治需要,有時把詩歌變成押韻的諫章,又是不恰當的。有時他運用這種理論來批判謝靈運、陶淵明、謝□、李白等著名詩人,便不免顯得偏頗和狹隘,甚至連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詩(《與元九書》)。同樣,如果一味強調“辭質而徑”等詩歌的表現方法,勢必束縛詩歌藝術的創造,拘限詩歌風格的多樣,難免有淺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詩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詩人的批評。

文學創作 白居易在江州時,曾整理、編集自己的詩歌作品,分成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據其自述,諷諭詩是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閑適詩是“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傷詩是“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者”;雜律詩則是“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大體上,前三類是古體詩,最後一類是近體詩;前三類中大致以內容區分,但也有參互交錯的。在這四類詩中,白居易自己比較重視諷諭詩和閑適詩。他認為諷諭詩反映了“兼濟之志”,閑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的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

白居易詩歌創作中最精華的部分,是他的諷諭詩,其中包括《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這些詩篇廣泛反映了中唐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着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觀刈麥》、《采地黃者》、《重賦》、《杜陵叟》等寫農夫的辛苦和賦稅剝削的沉重;《宿紫閣山北村》、《賣炭翁》等寫宦官的飛揚跋扈和宮市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輕肥》、《歌舞》、《紅線毯》、《兩朱閣》等揭露豪門貴族的窮奢極侈;《新豐折臂翁》、《縛戎人》、《城鹽州》、《西涼伎》等反映邊防問題和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澗底松》、《贏駿》、《悲哉行》、《諭友》等為門第限制下人才受壓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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