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日本情緣與朝鮮韻事
留情日本
“我的手杖呢？”張大千衝著屋裡喊道。
“啊呀，你已經有一根手杖了，還要一根來做啥子？”徐雯波醋意頓生，兩頰泛着紅暈用四川話嬌嗔地說，張大千在一旁窘窘地望着自己的愛妻，無奈卻又滿心歡喜地捋了捋自己的美髯。
“哈哈哈哈，我的手杖，我的手杖，哈哈哈！”張大千突然放聲大笑起來。想想自己妻子的嬌態，忍俊不禁。妻子的話里分明是露出了女人的不滿。
張大千看看身邊這個面帶嬌嗔，卻時刻吸引着他的女子，又回頭望望身邊的山田小姐，一種無名的愛憐之情不由自心底而生。徐雯波是陪伴張大千度過終年的最後一個女人，而山田則是張大千在日本所納的實際上的妾。
張大千這個純粹的藝術天才，在政治上波瀾起伏的歲月里幾乎和政治毫無瓜葛，藝術一旦脫離了政治，便有一种放之任之而不可遏制的衝勁，他的藝術是高超的，他的生活是充滿激情的。或許他曾經迷離、彷徨過，甚至滿是驚險與失落，然而這個二十幾歲就有一把美髯的藝術家內心對美的追求從未終止過。
藝術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藝術的最高境界，也便是將其真正地融入生活中，張大千忠於藝術，將藝術和生活完美地融合，在他的世界里，藝術就是生活，生活便是藝術。
1962年，張大千重遊日本，獨居橫濱名園“偕樂園”，那時侯他的妻子雯波夫人還遠在巴西訪問，他便由朋友介紹的一位秘書小姐山田來伺候生活起居。
第一次見到山田，是在大千的寓所里，一個身着和服，整齊地梳着頭髮的女子安靜地坐在地上，一言不發。張大千從屋外望進去，那紅緞鑲邊的衣服上，綉上了貼金的花紋，在狹小的屋子裡顯得特別耀眼，側面瞧去，這女子嫩嫩的臉蛋粉撲撲的，在眉宇之間流露着一種溫存，一種讓人憐憫關愛的神情，同時也散發著古典而又舒展的氣韻。他彷彿看到了一個壁畫中的人物，那個只有在敦煌壁畫中才會出現的女子，今天，現在，就活生生地出現在面前了。張大千彷彿又沉醉到了當年在敦煌研習中國古代壁畫的歲月中去了，那唐代仕女的衣裳與眼前這一身又是何等地相似，那唐代仕女輪廓中那種風韻之美與眼前的這一位又是何等地接近。
山田生來嬌小玲瓏，她溫柔體貼，又懂得畫，這樣她便很順利地做了大千的女秘書，其實也就相當於“女管家”，由於張大千生性風流，浪漫成疾，很快兩人便雙飛雙宿，形影不離。
有一次山田給張大千準備早飯時，張大千看着嬌柔而富有線條的山田說：“山田啊，你若是生活在唐朝，肯定也是做了我的女人。”雖是一句戲言，然而話語間充斥着這個藝術家由衷的自信。
或許張大千的風流也是一種對生活深刻的體察，或許對美的追求已經滲透到了各個方面。
張大千與山田在一起的日子是快樂的，即使晚年離開日本定居巴西后他總是在回憶着日本的往事，想起自己的愛妾，想着每一次的攜手相偎。
“爰，過來。”山田柔柔地叫着大千的名，張大千捋着鬍子踱步過去，山田躍上來抱住了他，兩個人就時常沉浸於純感覺的愛戀之中，或許情感並不需要激情，只要一種由心而至的感覺，就像張大千的畫。
一次出遊，在廣闊的海邊，兩人緊緊相擁，張大千已然忘卻了自己已是有婦之夫，沉浸在波濤的轟鳴之中，沒有過多的言語，只有熱烈的親吻。在海闊天空的背景之下，張大千激情四溢，抄起手杖就在沙灘上作起畫來，不一會兒，一幅飛天仕女圖如飛龍破壁，驚躍地面。
山田說：“和大千在一起，只有一種藝術家才有的油墨的味道。”她喜歡這樣的味道，很喜歡。
張大千曾經寫過一首詞，反映他與原配妻子的愛戀，抑或可以說這是他的愛情觀的寫照：
節物變清商。西風生畫涼。裹春衫淺淡梳妝。肯說別離情味苦，任綉被，罷薰香。
愁畫兩眉長。歸飛雁帶霜。恨穿簾紫燕成雙。況是新來風雨惡，待蓮葉，蓋鴛鴦。
雯波夫人幾個月後到了日本，“三角關係”驟然而生。作為一個新時代的女性，誰又甘心自己的丈夫被別人瓜分？可是這種離奇的關係在一度的調整之後，居然得以擺平，而且處理得非常融洽，三人竟然常常一道出遊。
山田對於夫人的寬宏欽佩不已，常常感嘆說：“我從沒見過像夫人一樣的女子，能夠容得下別人難以接受的事實。”
談及此事，張大千每每用讚美的語氣評價自己的夫人，他說：“我的太太真有氣度，他並不挑剔我與‘亞瑪達’(山田)如何，反而處處為她設想。譬如說我在南美洲要托朋友撥兌生活費給‘亞瑪達’，有一次我想三百美金夠了，我太太隔壁室聽見了，立刻出來說應該兌五百。”
後來幾次，張大千夫婦前往日本遊歷總忘不了要為山田帶上一份禮物，張大千留情於日本，妻子卻以禮相待，被人們傳為佳話。
在日本居住期間，每周有兩天晚上，雯波夫人總是不讓張大千到她房裡去的，這樣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讓他與山田同寢，難怪張大千盡享齊人之福的同時總是逢人就說自己的夫人“開明至極”了。
名家出道
張大千是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畫大師。他在創作上的卓越成就，與他的淵博的學術修養，深厚的生活積累以及他廣結師友，揚長補短密不可分。
張大千名爰，又名季，季菱，字大千，別號大千居士，或逕署“蜀人張大千”。生於1899年，卒於1984年，四川內江人。張大千幼年受擅長繪畫的母親和以畫虎著稱、自號“虎痴”的二哥張善子的熏陶指引，並從名師曾農髯、李梅庵學詩文、書法和繪畫。除臨摹歷代名跡外，又遍游名山大川，以造化為師，經過刻苦鑽研，獲得了卓越的藝術成就。青年時代，即與二哥張善子齊名。二十多歲時，曾赴日本留學，學過染織。就是在那時，張大千廣泛地接觸了日本社會和當地的風土人情，一度痴迷於日本的歌舞伎町，過着瀟洒自在卻又貧窮的旅居生活，同時也結識了不少患難的朋友，直到他成名后也總是提起第一次去日本時的情景。
他曾經回憶說在他潦倒之極，甚至沒有錢吃上一頓好飯的時候，有個女孩出現在他面前，給了他莫大的精神幫助，雖然他們甚至語言交流都有困難。就是在那個細雨蒙蒙的下午，在橫濱的街頭，他們邂逅了。張大千甚至沒有記住她的名字和她的容貌，但是日本女孩雨中柔媚的聲音和濕濕的頭髮讓他曾在那條街上彷徨過許久，在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女性的地位尚且不高，女性單獨外出自是少有，而她竟會在雨天走到張大千的面前，和他說話，對他微笑，從那個時候開始，張大千就隱隱覺得他與日本已經結下了難斷的情緣。
回國后，大千一度着迷於佛學，曾去寧波天童寺“皈依佛門”，想當僧人，據說，他怕在頭上燙九個香記，實是仍依戀着滾滾紅塵，只好拜別了師傅弘筏大和尚，回到現實世界來。後來張大千處處留情，除了正房雯波夫人，傳說還有四五個偏房，正式的，非正式的，風流韻事不少，曾經有家報紙刊登了一則報道，說他有八位夫人，並逐一介紹了她們詳細的生平，大千聞后不禁哈哈大笑，邊捋着美髯邊說：“要打對摺，要打對摺。”八位夫人打對摺，那可想而知，是四位了。所以當時張大千的風流韻事常被人作以茶餘飯後的談資。
而且張大千熱愛塵世生活，其實根本就不曾有什麼看破紅塵的想法，因此前後做了三個多月的僧人，旋即自西湖靈隱寺返上海，並為二哥善子逮回四川，但這段因緣卻對張大千一生有相當特殊的影響。經濟繁榮的城市往往有崇尚奢華的風氣，居住此間的寺廟容易受到世俗的影響，而有些定力不強的僧人往往把持不住，沾染上相應的習氣。對此，張大千深有體會。他在當和尚時經歷到現實生活的窮困，在一些寺廟中仍然感受到世俗的炎涼，受了不少委屈，使他立志非得要出人頭地，超人一等不可，他說：“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沒錢的窮和尚更不能做”，如此就非得有“經營治術”的處世本領不可;另外，自此他便以佛門中人自許，以“大千居士”名號行世。聞名於世的大千一名由此而來。
張大千是天才型畫家，其創作達“包眾體之長，兼南北二宗之富麗”，集文人畫、作家畫、宮廷畫和民間藝術為一體。於中國畫人物、山水、花鳥、魚蟲、走獸、工筆，無所不能，無一不精。詩文真率豪放，書法勁拔飄逸，外柔內剛，獨具風采。張大千的畫風，在早、中年時期主要以臨古仿古居多，花費了一生大部的時間和心力，從清朝一直上溯到隋唐，逐一研究他們的作品，從臨摹到仿作，進而到能進行以假亂真的“偽作”，如許多在市場上流通的落款為石濤等人的作品即出自大千之筆。
張大千的畫風，先後曾經數度改變，晚年時歷經探索，在57歲時自創潑彩畫法，是在繼承唐代王洽的潑墨畫法的基礎上，揉入西歐繪畫的色光關係，而發展出來的一種山水畫筆墨技法。可貴之處，是技法的變化始終能保持中國畫的傳統特色，創造出一種輝煌、抽象墨彩相交的意境。
張大千常說：一個畫家，應該什麼都畫。他也一貫主張，不管畫大畫小，或工或寫，都要有筆有墨，有情有趣，這樣才能稱得上是一幅中國畫，他的畫作也涉及花鳥魚蟲山水人物各個方面，不拘於成法，自成一系。
徐悲鴻曾讚譽他“五百年來一大千”，實非虛語。
張大千30歲以前的畫風可謂“清新俊逸”，50歲進於“瑰麗雄奇”，60歲以後達“蒼深淵穆”之境，80歲后氣質淳化，筆簡墨淡，其獨創潑墨山水，奇偉瑰麗，與天地融合，增強了意境的感染力和畫幅的整體效果。
朝鮮韻事
1931年，張大千曾到過朝鮮，就在此期間，他結識了一位名叫春紅的朝鮮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