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宴會奢侈成風
現今，社會上的反對奢靡之風，讓我不禁想起了清末政風下的吃喝之風。清末的政局，內憂外患迭起；清末的官場，花天酒地成災。清代在嘉慶、道光年以前，士大夫間的風氣還算簡靜，但隨着封建王朝的日益腐敗，達官權貴們的吃喝之風，也漸趨盛行起來。徐珂編撰的《清稗類鈔》，曾以當年“長沙人之宴會”為例，說明這種奢靡情況的發展過程。
書中載：嘉慶時期請客，“用四冰盤兩碗，已稱極腆(豐厚)，惟婚嫁則用十碗蟶乾(一種海貝製成的乾菜)席”；道光時期，改為“海參席”，跟着又加上了“四小碗、果菜十二盤”，雖平常聚餐，也是如此；后又“改用魚翅席，小碗八，盤十六”；咸豐時期，則已“有用燕窩席者”，花費較前更大；而從光緒初年起，設饌酬酢，益加頻繁，特別是朝廷所在的京師，更為嚴重，這種朝朝酒酌，日日珍饈的生活，就連置身其間的個別顯要人物，也感到難以應付。
據徐珂此書《京師宴會之八不堪》載，光緒末年，有翰林某，寫了一篇婉辭宴會的啟事。略云：“供職以來，浮沉人海，歷十餘年，積八不堪”，接着曆數講究排場、大擺酒席、恣意飲啖的時弊。現舉幾條，以饗讀者。這位翰林說：“現處憂患時代，禍在眉睫，宴會近於樂禍，宜謝者一”；“今日財政窘困，民窮無告。近歲百物昂貴，……小臣一年之俸，何足供尋常數餐之客，久必傷廉，宜謝者二”；京中衙署，有增無減，官員益多，“宴會之事，彌積彌繁，若欲處處周到”，實難實現。“且京中惡習”，午間請客，至暮不齊，“主人竟日衣冠，遠客奔馳十里，炎夏嚴冬，尤以為苦，宜謝者三”。清末宴會，連這位翰林大人都感到了“不堪”。大吃大喝之禍，其烈可知。呂英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