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勤儉的司馬光
司馬光(1019—1086)是我國北宋時期的大史學家、大政治家。他一生有三件事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少年時期擊瓮救友，中年以後主編了我國古代最負盛名的編年體史學巨著《資治通鑒》，晚年以殘病之身上朝執政，不消半年時光把王安石苦心經營近20年的“熙寧新法”全部廢除。中國古代歷史上獲得司馬光這樣知名度的人物是不多見的。但是，他勤儉一生的品格卻不被後人廣泛了解。
古往今來，凡成就了大事業的人，往往都對自身品德的修養特別重視。司馬光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特別在勤儉方面，在當時，在後世，了解他的人，都是有口皆碑的。
司馬光的祖籍是今山西省夏縣，他卻出生在今河南省光山縣。出生時，他的父親正任光山縣縣令。一縣之長的兒子，雖然算不得高貴出身，但總可以比平常百姓之子受到較多的嬌慣。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司馬光的父親叫司馬池，據史書記載是個勤政愛民的好縣官，生活十分樸素，其飲食一貫是粗茶淡飯，絕不奢華，即使招待上級官員，也只是用當地的山果，土產的蔬菜，而且也只限於三、五道菜。父親的儉樸，影響司馬光的一生。他常常用幼年所受到的家風的陶冶勵己勵人，教育兒孫，講解“以儉立名，以侈自敗”的道理。
司馬光20歲那年進京參加科舉考試，一舉中了進士甲科。按常例，新中進士的人要參加皇帝賜予的“聞喜宴”(也有叫“瓊林宴”的)。參加宴會之前，朝官們獻給司馬光一朵光榮花，讓他戴到胸前。可是司馬光說什麼也不戴，不願炫耀自己。其他中進士的人都戴上了光榮花，有一個中進士的人告訴他：“這是皇帝贈的花，不戴是大不敬。”司馬光這才勉強把那朵花戴上了。
在封建社會裡“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被看成是天經地義的。司馬光做了幾任地方官后升任朝官，成了顯貴。這時，他的老友劉蒙，從河北到了當時的京城開封，以父母無錢贍養，兄死無錢以葬，弟妹嫂侄無資以撫恤為由，開口便向司馬光要五十萬錢。司馬光對老朋友這樣不了解自己，實在感慨，立即回信一封，說：“我司馬光一貫小心謹慎，儉樸為官，一分一毫也不敢妄取於人，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視地而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連親屬故舊我都拿不出錢來幫助，哪來的錢給您呀!”劉蒙這才知道司馬光與一般當大官的人不同。
司馬光一度在朝廷做諫官(職責是對皇帝諫諍)，在無數的諫奏中，關於勸儉戒奢方面的佔了一大部分。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一些大臣為了討皇帝后妃的歡心，在大災之年竟擬定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元宵慶典，司馬光連上奏札制止這種有害於社會淳樸之風的慶典。英宗皇帝即位伊始，為了收買人心，鞏固自己的皇位，向朝臣遍賜錢物，司馬光連連上奏，表示反對，而且聲明自己得到的一份賞賜留在諫院做公使錢，他對英宗皇帝說：“節用之道，必自近始(從皇帝自己做起)”英宗皇帝還計劃對宮廷進行一番大修大造，司馬光上了《論修造札子》，希望“不得過為宏壯”。司馬光總結無數歷史經驗，告誡皇帝荒淫奢侈，必然對政事怠惰，就可能招致亡國的危險。
司馬光的老伴張氏，伴隨司馬光46年，早於司馬光二年去世。這時的司馬光已是北宋的重臣，雖然還未做宰相，朝野上下都稱他為“真宰相”。可是他未為愛妻大操大辦喪禮，而是賣掉自家的一頃薄田，簡樸地安葬了事。
司馬光晚年諄諄告誡兒子司馬康的，還是一個“儉”字。他寫了《訓儉示康》的文章，這篇文章一直保存到今天。在這篇短文中，他說了一句流傳千古的話，這就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奢者必惰，儉者必勤。
司馬光的“勤”也是有名的，而且養成於少年，貫穿其一生。
司馬光幼年時期就是一個勤奮讀書的孩子。據他自己說，小時讀書“常患記誦不如人”，別的孩子把教師留下的背書任務完成了，就跑到外邊玩去了。這時的司馬光則留在屋裡，為了不分散精力，放上帷幔，苦讀苦誦，一下到背誦得比別人都滾瓜爛熟才罷休。這種背誦的習慣到他中、老年時還保持着。他外出騎在馬背上，夜深人靜時，都是他背誦的好時間。司馬光一生讀盡了天下書，於學無所不通。正因為他學問淵博，才使他有可能用19年的時間完成貫穿由戰國到五代末年，總計1362年歷史的宏偉史著《資治通鑒》。
說到司馬光的勤，還有一個“警枕”的故事是值得一提的。那是在他編修《資治通鑒》的後期，有人給他造謠，說他編修工作搞了十幾年還沒完稿，是故意拖延時間，以撈取朝廷給的待遇(司馬光編修《通鑒》是得到政府經費支持的)。雖然是謠言，卻刺痛了他的心。為了加快寫作進程，司馬光用一截圓木做了一個枕頭，起名“警枕”，“警枕”硬梆梆，光溜溜，他枕到“警枕”上睡覺，只要稍一睡醒，頭一動，便從“警枕”上滾下來，懶覺睡不成了。這時，他立即起身，繼續寫作。當他編修完《資治通鑒》時，身體全垮了，眼花了，牙掉光了，耳聾了，半身不遂了。他在向皇帝上奏的《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司馬光一生做官，一生“勤政”。
他中進士后，被派到地方任縣官，別人常常看到他或半夜，或凌晨，手執笏板端坐床上，深思熟慮。後來有人問他這是幹什麼，司馬光說：“我身為朝臣，不能不認真嚴肅思考朝中之事啊!”
司馬光做宰相時，距他去世，只不到一年的光景。這時，他身體多病，舉步維艱，高太后(宋哲宗年幼，高太后執政)特下恩典，免朝覲之禮，特批他坐轎入宮，三天上朝一次就可以了，不必天天“點卯”。但是，司馬光沒接受太后的恩典，堅持天天上朝聽政。最後一天上朝是在哲宗元佑元年(1086)九月一日，他早起到了宰相辦公室———西府，但他再也無力批發文件了。司馬光死在了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司馬光死後，人們檢查他的遺物，除了有8張稿紙上寫的奏文外，在枕間還有《役書》一卷，再沒有什麼個人財產了。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
為哀悼司馬光，皇帝輟朝3日，京城為之罷市，畫工畫其像出賣，家家戶戶都掛司馬光遺像。送殯那天，沿途百姓夾道送行，如送親人；四方來京者數萬人，注香於頭上送葬者900餘人。一個宰相去世，獲得這樣多百姓的哀悼，在中國歷史上是少見的。
根據司馬光生前的品德和政績，朝廷贈他為太師溫國公，用一品禮服裝斂，謚“文正”之號。在封建社會裡“文正”二字是不輕易謚人的，因為“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光得到這一最為嘉美的謚號。
司馬光的勤儉作風直接影響了他的兒子司馬康。哲宗皇帝為安排司馬光的葬禮，撥二千兩銀子給司馬康，司馬康拒而不受，後來沒有辦法才收下，但在治喪期間，則一切從儉，不為世俗事，從了司馬光生前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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