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間的女孩的故事
據文獻記載，1844年，英國“東方女子教育會”派遣阿爾德賽女士在寧波開設的女子學塾，是外國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女子學校。其後，又有11所女子學校先後在五口和香港開設。傳教士辦的學校雖然採用免費入學的辦法，但進校學生不多，中途退學的倒不少，尤其是女校更不易招收學生。1850年在廣州，由傳教士開設的一所女子寄宿學堂，開學那天，本來已經報名上學的女生一個也不敢前來。後來總算動員來了幾個，不久又全部退學。
在全國數以千萬計的女童中，照片上的這11位女孩無疑是幸運的。條件雖然簡陋了點，但她們畢竟捧起了書本，而且已經能親筆寫下“天地當中有我”這樣令今天的人們也會怦然心動的句子，儘管她們捧的還是線裝書。雖然不知道她們的學習堅持到底了沒有，但可以肯定，識字會使她們的人生與前人不同。在做了母親、祖母之後，她們的兒孫也會不同於別人的後代。她們一個人的識字，也許將帶來整個家族的變遷。
當我又一次捧起這張照片細細端詳的時候，腦子裡突然出現了一片空白——我發現這些滿臉稚氣的女孩那寬大的衣袍下面竟有一雙雙畸形的小腳!曾見過不少小腳的老太太，也知道纏足得從小時候開始，可是，第一次面對活生生的被纏了足的天真的孩子，哪怕僅僅是她們的照片，也讓我大大地吃了一驚!
你看，照片正中坐在黑板下面的那個小女孩也不過六七歲，她多麼精神，笑得多麼無牽無掛，可她的腳已被纏成了那麼一種樣子。雖然同為女性，可坐在今天的風裡，呼吸着新世紀的空氣，我不知道當年的她們怎樣忍受了這可怕的程序帶來的疼痛。不知道面對着拍照的鏡頭，她們是否覺出了難堪。也無法想象她們怎麼奔跑，怎麼遊戲。更不知道，識了字的她們將怎樣再與這一雙雙醜陋的小腳相處。好在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著名女作家賽珍珠，在她的自傳《我的中國世界》里有不少記述。
上個世紀末，還在襁褓中的賽珍珠，便隨來中國傳教的雙親踏上了這片土地。她和中國的女孩兒們一起在教會學校里讀書，一起長大。周圍的女孩都纏了腳，“走起路來像腳下有釘子似的”。當年裹腳之普遍，輿論之一律，就連這位金髮碧眼的美國女孩也曾為“自己一雙大腳找不到好丈夫”擔過好一陣的心——在病態被看作天經地義時，健康反倒無地自容。
比起洋傳教士們的對小腳不能容忍，一生跋扈、自己從未裹腳的滿族人慈禧太后，對小腳卻十分“寬容”，從不干涉治下漢民族的這一“風俗習慣”。一次，一個滿族公主從國外回來，一身洋裝。太后想看一下，究竟是什麼讓公主那肥實的腰身變細了。公主脫下長袍，讓太后仔細看了那用鋼板和硬布做成的胸衣，“兩種酷刑相比，”她說，“還是漢人的更易接受。”也許是她老人家對漢人的小腳已經看慣了，要不就是出於政治上的老謀深算，總之，同為女人、權傾一時的慈禧太后，並沒給她治下的同性們留下一絲稍稍溫暖的記憶——兩相比較之後，她還是為中國女性選擇了殘疾!
賽珍珠：賽珍珠慢慢長大，歷史也在緩緩地前行。她成年後，城裡不少人家的女孩已不再裹腳，因為她們要上學。賽珍珠後來認識的有着一雙“六寸金蓮”的張太太看問題就很實際：“我為每一個沒有裹腳的女孩子感到高興，因為剛裹腳時，我整夜地哭啊，哭啊，後來雙腳就失去了知覺。可不裹腳就要受教育，不然就找不到丈夫。小腳可以找一個老思想的丈夫，受過教育的大腳可以找個新思想的丈夫。在小腳和上學之間，你必須選擇一個。”
一個與賽珍珠相識多年的叫寶英的姑娘，小時候像每個受過裹腳之苦的中國小女孩一樣，一副逆來順受的神情。一雙眼睛總是低垂着，你不問她，她決不先開口，而且說話聲音也很小。自從到寄宿學校去念書，她簡直像變了個人。第一次回家，就不吃不喝哭了三天，要求放腳。不久，又穿上了一雙小巧的厚底黑皮像粗野的美國小男孩常穿的那種美國皮鞋。
為了彌補小腳的不足，她往鞋尖里塞了些棉花。與祖輩的閨中生活更加不同的是，在學校里，寶英學習物理、化學、歷史、文學、語言，還要上縫紉、音樂和體操課。這些訓練讓她失去了祖輩的矜持和扭捏，走路腳步堅實，說話簡短有力。與人說話時，兩眼不再低垂，相反總是毫無顧忌地看着對方的臉。她告訴賽珍珠，在城裡上學的這一年，她還參加過一次女權會議，“我知道只有在這個國家，婦女才是逆來順受、聽天由命的。
我聽說外國的婦女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她們可以在外面散步、遊玩，而且從不裹腳。還有人說，她們可以跟男人一起散步。”說到這裡，她臉上泛起兩片紅暈，“當然，我不相信這樣的事。我們學校有的女生真大膽，她們聲稱，必須先讓她們看看未來的丈夫，否則就不結婚。”前後才一年，寶英的這些變化，把見多識廣的賽珍珠“驚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歷史，就在這一個又一個的變化中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