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孔明的人生悲劇:空有補天志 一切付東流
《三國演義》是一部講謀略的書，這部書中最上乘的謀略家，自是諸葛亮無疑了。他的一生中，在政治上軍事上的主要對手，無非曹操和司馬懿。而這兩位，又是這部書中最會玩弄權術的大師。司馬懿這方面的水平，在三國中，恐怕是僅次於曹操，但又並不弱於他的一位。
在這場力量對比中，毫無疑義，魏強蜀弱，然而，在才智上，兩軍統帥未必就是如此。但曹操和司馬懿，要比諸葛亮多一份奸梟之心，而諸葛亮自身又有許多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於是，他在吳蜀聯盟時，能戰勝曹操，而當他獨當一面，與司馬懿戰的時候，就不得不敗陣了。
從諸葛亮公元207年走出南陽，到公元220年曹操死，他和這位梟雄較量的軍事行動不多，除荊州江陵的大撤退，和緊接着的赤壁之戰外，便是漢中的交手了。關羽樊城大捷而後敗亡的戰役，他在蜀中，鞭長莫及，實際並未參與。而赤壁之戰，那功勞是要記在周瑜賬上的。所以，諸葛亮和曹操打的仗，遠不如和司馬懿打得多。從公元227年諸葛亮出師漢中，司馬懿發兵攻孟達起，兩人便旗鼓相當地角力，到公元234年第五次伐魏，這七年間，蜀未能拓展一寸土地，最後，不戰而敗，死在五丈原。這就是杜甫寫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了。
孔明先生所以六齣祁山，勞而無功，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司馬懿這個強有力的對手。如果不是這個對手，他不是不能打開一點局面的。但司馬懿不但有謀有略，而且在政治鬥爭中，是個精通權術的大家。否則，司馬氏不可能在曹魏三代君王的統治下，在那些重臣雄將的虎視眈眈下，最後結束三國，實現一統的局面。
曹操是並不信任司馬懿的，甚至預言過他是一個對曹魏有威脅的人物。但司馬懿察時知世，審勢慎行，進退有度，應對機變，獲得曹丕的信任，也改變了曹操對他的看法。
所以，曹操臨終時，他和曹洪、陳群、賈詡在場受命，當時他排位最末。等到曹丕臨終時，他和曹真、陳群、曹休在場，這時位排第三。曹睿臨終時，他和曹爽、劉放、孫資在場，他已位排首位。在中國這種最具危險性的繼承接班的政治遊戲中，他能歷仕三朝，而且身居高位，始終處於權力的頂巔，能在政治風波中化險為夷，應該說，他是三國末期最出色的政治家。
特別是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見解，在軍事上的指揮若定，在皇室國戚、元勛大老間的周旋應付，在權術鬥爭中的高超表演，以及他始終掌握兵權，踞守重鎮，而且有誅孟達，殺公孫淵，與諸葛亮交手的卓著戰功。加上他對於敵手的斬草除根式的狠毒，所以，他雖身受曹魏三朝顧命，但也在他手裡，實際篡奪了曹魏政權。
不過，在他一生中最難對付的，恐怕就是諸葛亮了。
公元234年，是司馬懿最後一次和諸葛亮交手，他不再訴諸武力了，他知道諸葛亮活不多久了，所以寧受孔明巾幗婦人素衣之辱，佯笑受之，也不應戰，可知斯人之城府。他假裝要打，又弄出一個辛毗奉帝命，不讓他打。“亮曰：‘彼本無戰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諸葛亮知道這是假幌子，都是司馬懿的權術。
“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作為敵手，軍事上的較量，或許不是非常可怕的，因為作戰的結果，無非勝負之別。而他如此關切諸葛亮的個人狀況，隻字不談戰事，第一問他的寢食，第二問他的公務繁簡，看似無關緊要的問題，則是尤其令人生畏的。
孔明所以嘆曰：“彼深知我也！”這個“知”，既有棋逢對手的“知己”、“知心”的“知”，也有對其生死大限，一目了然的“知”在內。司馬懿不憚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他最盼望的對方主帥身亡的結局。諸葛亮一死，則兵敗，而兵敗，則蜀亡。雖然，誰也逃脫不了死神的魔掌，但諸葛亮卻在加速自己的這個死亡進程，這正是司馬懿求之不得的。
司馬懿說過：“亮志大則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變），雖提兵百萬，已墮我畫中，破之必矣！”他在軍事上並不忌畏至此已呈衰勢的諸葛亮，加之對手可以不戰而亡，當然要躊躇滿志地說這番話了。
當使者回蜀營后，向諸葛亮彙報此行情況時，提到司馬懿講過的話，“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他不能不感慨系之了。因為在一雙盼着你死，可你又沒法不死的眼睛下，在倒數計時度過生命的最後日子，那種內心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諸葛亮也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卻偏要這樣勞累下去的根本原因，就是他說出來的“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的這句話。正是這種對人的極端不信任，才導致他操勞過度，心力交瘁，再也回不去成都了。
主簿楊顒以治家之道來勸誡諸葛亮的話，應該是所有那些事無巨細，全部包攬的領導者，要當作座右銘的。
有的人一輩子沒當過官，好容易撈到一頂烏紗帽，便什麼都不肯撒手，這就是俗話說的不會當官的官了，只宜當總務科長。諸葛亮難道真如他的敵人罵他的那樣，南陽一鄙野村夫嗎？怎麼會毫無識見到如此地步？罰二十必親自在場，也太過分了。而他又是個懲罰主義者，豈不是一天到晚光監刑都來不及嗎？
所以，現實中那些事必躬親的領導者，只能算是一個盡職的事務主義者，未必是一個成功的領導者。
對於諸葛亮的過高評價，有識之士的看法，從來是和《三國演義》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見的。若從實踐來看，從他的決策，到他的治績，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對於魏延的嫉妒情結，都不是無可非議的。這位在人格上令人仰慕的軍師，對於他治理的蜀國，無論他怎樣鞠躬盡瘁，他的死，也就註定蜀國只有土崩瓦解一途了。
崔浩在《典論》里，很不客氣地批評諸葛亮：“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鄙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為偶，而以為蕭曹亞匹，不亦過乎？”這是離諸葛亮時代不太久的人士的不敬之言。因為那時還沒有蜀漢正統一說，諸葛亮、關羽也還沒有被神聖化起來，所以，言談間少有顧忌。
因此，諸葛亮之死，從他走出南陽那一天起，就註定了這個悲劇的結局。
他的悲劇在於他的品格、才智、精神、道德的高度，都是別人所難以企及的。但是，如此絕頂理智的人物，卻在三顧盛情下，作出了他錯誤的抉擇，追隨一位沒有成功可能的主子，去開闢一件沒有成功可能的事業，從而付出了他的一生。
他的悲劇在於他一開始就看到了盡頭，而他偏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必定失敗的命運，是不可改變的；不甘失敗的反命運的抗爭，絕對是徒勞的。因此看着自己的生命，像蠟炬成灰似的一滴滴耗竭，看着自己所付諸心血的事業，無法挽救地走向傾覆。
他的悲劇還在於他的儒家人格達到了自我完善的高度，道德風範也成了千古不朽的典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幾成為忠君事主的完美境界。但是，言事兩違，意實相乖。他卻未曾為他所釐定的統一大業，作出些許成就；為三分天下的西蜀，開闢半寸疆土。最後，一直到屢戰屢敗，國疲民窮，隨着他的死亡，這個國家也就終結了。
他的悲劇更在於他治理蜀中的嚴峻苛刻，搞到“一飯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的絕對化程度，這就是中國人凡矯枉必過正的老毛病了。儘管諸葛亮英明無比，但在一些問題的處置上，也是相當好走極端的。
入川以後，諸葛亮和法正的一席話，舉了秦始皇和劉璋的例子，來證明他的治世之術。“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由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他希望用法嚴酷，以利於治，但結果卻是得到“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感懷怨嘆”的非議。一心恢復漢室，但受到了“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的埋怨。由此可見，理論是一回事，實踐是一回事，即使非常正確的理論，而未能正確地付諸實施的話，也是徒費心力。
按照亞理士多德的論點，認為悲劇是一種美的毀滅。那麼諸葛亮的死亡，是一個具有完美人格，崇高道德，絕頂才智，超凡能力的人，但從根本上不能明白“順天者逸，逆天者勞”的大勢，而徒費心力的必然結局。這種自己尋求的悲劇性的毀滅，精神上也許是偉大的，但從歷史發展的趨勢觀察，劉備打出的興滅繼絕，恢復漢室的旗號，實際上是屬於倒退的行為。
成都武侯祠大殿對聯這樣寫的，“能攻心即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審勢，這是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所必須具備的最起碼的判斷能力。所以，李卓吾先生在評點《三國演義》這部書時，在孔明知其不久人世，禳星禱告，以求不死時，評曰：“誰雲孔明胸中有定見哉？不惟國事不識天時，亦且身事不知天命，禱星祈命，豈有識者之所為哉？”
當諸葛亮躬耕南陽，劉備三顧茅廬時，途遇司馬徽，水鏡先生仰天大笑曰：“卧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其實，孔明的悲劇，應該說，正與此相反，是得其時，而不得其主也。
諸葛亮作為一個極有才能的政治家，軍事家，恰逢漢末大亂之際，正是大展身手的機會。此其時也，諸侯蜂起，謀士如雲，君擇臣，臣亦擇主，這些才俊們在政治上縱橫捭闔，翻天覆地，謀君圖國，創基立業；在軍事上揮師千里，奪城掠地，廝殺征戰，兵戎相見，可算是一個鬥智角力的最好賽場。
但孔明所輔的劉備卻不是一個英主，先以婦人之仁，坐失良機，后以匹夫之勇，火燒連營，而這些巨大失誤，都是不聽諸葛亮這位軍師所致。而僅次劉備的關羽，算得半個主子，又是諸葛亮諸多重要政策執行中的障礙，荊州就是在這位驕矜的關老爺手下丟失的，而荊州易主，西蜀也就完了。和這樣的主子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