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太原的娼妓

舊太原的娼妓

舊太原的娼妓

太原娼妓,起初多為暗娼,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以後,逐漸“公開化”,至光緒三十年(1904),妓院陸續開設。並經警方批准,發給“許可證”,成為營業性行業。

初期的暗娼

暗娼開始只有三家。一為白串兒,一為李老九,一為豐子元。各家都養有姑娘十多名,以“賣唱”為名。

白串兒住小濮府;李老九住姑姑庵;豐子元住寧化府。李、豐均系男性,為暗娼老闆。李系大同人,家中並養有唱曲教師。以後正式成立妓女於察院後街。以上三家較有名外,其它暗娼則散處於各小巷。

今日之萬壽宮,亦為當時之神秘地帶。這段房間多為娼家所租定,當時雖仍不屬公開,但實際已列入暗娼行列,嫖客都是當時下流社會人物。以及人稱為半公開妓院,並命名為三等暗妓院,但各有“良房”,每日白天去,晚上回家(不宿於萬壽宮)。惟這些妓女來往接送,多雇傭人力背馱,背夫(時稱龜奴)以兩手背握妓女小腿腕,招搖過市,一般人看到即知為娼妓無疑。

光緒三十四年(1908)秋,本市開放的娼妓相繼在察院后、小巷和萬壽宮開設正式妓院。當時較有名氣的有:雙素班、凌雲班、四海班、三福班等,其餘十多家不大出名,共計20家左右,皆為“頭等”。當時的各班中,“蘇班”即佔半數,“蘇班”多為“天足”,本地名班多為“小腳”。其餘二、三等妓女都在今興隆街(當時稱小巷)。

辛亥革命后的娼妓

民國初年,所有“頭等”名班,均由察院后移至小巷,與二、三等集中一隅,同時又有所謂“二等半”出現。其規定價:辛亥前均以小洋計算(單位則以吊計之),“頭等”開盤為1吊,留宿為10吊;“二等”開盤為5枚銅元,留宿為5吊;“三等”多系當面講價,多寡不等。以後隨着金融變遷又改為大洋,而定價亦如前例。自開放娼妓,至民國九年(1920)先後十數年間,花妓招展,麗妹輩出,一般達官貴人儒雅名土,率多涉足其間,遺聞軼事,略舉二三,加以概述:

素珍、素玉,姓趙,為白串之女,也可說是“雙素班”之台柱子,均以“雙素”為名,白串自任“老闆”。姊妹二人,皆具特色,尤以素玉為最。當時捧場者大部是官宦貴族,常住依仁巷,推素玉為花榜魁首。素玉一度曾和官宦干介臣往來甚密。未幾干隨全家他去,素玉只好返回“雙素班”重操舊業。最後隨白串兒到天津再操娼妓舊業,病死於天津。素珍與軒轅往來頗為密切。起初軒轅(官吏)有納素珍為妾之意,素珍自天津歸來,身價大減,欲與軒轅重續舊好,惟時過境遷,已不堪回首話當年。后素珍嫁王承緒,王旋於口外作戰陣亡,素珍亦悲痛而死。

二百五:姓王,原與軒轅有白頭之約,后軒轅調任他鄉,委託“二百五”侍奉其父晉大夫趙卿。其父死後,“二百五”再操娼妓舊業。民初,“二百五”先是嫁與首義軍人楊錢甫(山東曲阜縣人),張敬堯時代曾在湖南任參謀長。聞二百五仍在曲阜故鄉,曾多次要“二百五”去湖南與他同居,后未果。

王秀卿:保定人,初在晏樂班上捐,因面貌俊美。某名士特贈以對聯文曰:“秀色宜人人宜秀;卿須憐我我憐卿。”該班老闆名翠春,蘇北徐州人,年40餘歲,手段極為高明。時秀卿嫖客中有名“黑倭虎”者,因酒醉大鬧晏樂班,老闆翠春不僅不告警問罪,反而滿口自認“不是”,同時每見嫖客來勢不妙,便主動上前賠禮,這種望風轉舵,乃青翠老闆的拿手訣竅。因此,當時的晏樂班相當活躍,嫖客門庭若市,可謂紅極一時的妓院。

王紅翠:在“晏樂班”、“雙素班”均上過捐,同時拜土豪劣紳新老為乾爹,捧之者亦皆一時名流。后與本地某“老財”姘過,私生一子,當時有認子歸宗之意。紅翠不忍割愛,未果。雖仍在井垣,但已潦倒不堪,大減當年的姿色,以流浪生活告終。

馬玉蘭:河北獲鹿縣人,先後在晏樂、三福等班上捐,也是花月場中之“大紅人”,初以楊錢甫為捧場者,后嫁與劣紳徐伯歧,后離異。當民國二十五年(1936)間年老色衰,已非昔日之紅顏矣。

月仙:曾於“雙素班”上捐,身材嬌小玲瓏,適有陝西某進士客居太原,因在劇院與月仙相識,次日即光顧“雙素班”,曾贈月仙一聯曰:“我在院中娛雪月,誰知裡邊遇神仙”。

一笑:曾在晏樂班上捐,適有郭某贈一笑聯曰:“怎當他回頭那一看,喜得我春風帶笑來。”此外,愛梅、寶蘭、金花、花月紅、花月春,皆為娼妓中紅極一時之人物。后金花許與測量局長井景春,月紅嫁與公子田景福,其他相繼落主,個個出於幽谷,而遷喬木。

四道巷的娼妓開始:民國九年(1920)官廳在舊城街西城牆根,就築起“四道巷”,是年冬將所有名妓院一律由小巷遷往四道巷內。一至三等分別排列於各巷,頭等妓院均設在三道巷,二等在二道巷,三等設在頭道巷、四道巷。頭等以“班”為名,二等以“室”或“茶室”為名,三等則稱“下處”。

當時較出名的頭等班有:雙素班、晏樂班、鳳鳴班、富春班等。名妓有:王紅翠、馬玉蘭均在雙素班內;晏樂班有:金寶、銀寶、桂寶、小寶、小花等;鳳鳴班有:劍紅、月樓等。富春班有:彩琴、秀卿等。

民國十六年(1927)警務處曾下令禁娼(只准退捐,不準上捐)。此後,娼業日漸蕭條,妓女亦隨之減少。自民國十九年(1930)娼妓又形開放,復業上捐者日益增多,一時娼妓又趨興旺。當時較有名色者有:劍紅(江蘇人)在鳳鳴班上捐,體態姿色非常健美,既充娼女,又工二簧小旦,捧場者有不少名流少爺、公子,還有官宦闊人。后劍紅到上海,仍操舊業。彩琴趙姓,保定人,小時在開化寺落子紳綰學戲,十四五歲即到妓院唱票,后在富春班上捐,不僅姿色可人,而且應酬、談話具有特長,故一時在諸班中坐第一把交椅。後有商店經理趙子青與其交往甚篤,後趙到綏遠一去不返方休。

小寶、小花二人都在晏樂班上捐,當時有名流大宋公子兄弟二人各捧其一,曾贈小寶一聯曰:“小妮子令人真不得了,寶貝兒教我將如之何?”

金寶:在晏樂班與某名士交往十分密切。

當時頭等嫖客,多為較有身份之人;二等逛客多為商人及學生;逛三等者多為工人、洋車夫、苦力、農民等。三等無定價,當面議,三五角都可。所以稱三等為下流社會人之聚處。

民國十九年(1930)后,石家莊駐軍紀律不嚴,該地娼家紛紛遷並營業,此後娼業又復繁華。可是本省晉鈔毛荒,百物昂貴,惟娼業仍然原價不動。一般逛客皆恣意揮霍,娼業反而日見發達,每至夕陽西下,四道巷各口的嫖客往來如梭,形成人稠地窄,先來者進房,後去者多在院中露天開盤,這也是破天荒的趣聞。

民國二十年(1931)間,娼妓尚能維持現狀。當時頭等有五家,二等七家,三等26家,娼妓人數多至559人,誠可謂盛極一時。當時的規矩:頭等都是琴棋書畫,嫖客第一次去,只是互相關照,不得輕舉妄動;二等也比較文明,只是比頭等規矩略少些;三等卻是絲毫沒有約束,所以稱之為“爛三等”。

民國二十二年(1933)后,社會經濟日益蕭條,各方面都是不景氣現象,加之暗娼日多,女招待亦逐漸出現。由於這些種種原因影響,娼妓營業遂一蹶不振。這時頭等已無形解散,二等僅有四家,只留有52人,三等尚有22家共有妓女287人。這時二、三等共計有妓女339人,與民國二十年(1931)相比人數幾乎減少一半。

當時妓院收容妓女的規定為:

一、買終身制:窮苦人家為了糊口,女兒在十四五歲時,即以一筆款賣給妓院,價款銀元三四百元不等。

二、活期租賃制:農村窮苦地區的老百姓在女兒將快出嫁前三四年間,先以活期二至三年賃給妓院,以人才論價,二三百元不等,到期再行歸回。

三、上捐分成制:妓女人院后,每日賺到的錢以四六或三七分賬(妓院得大頭,妓女得小頭)。

日偽佔領期的娼妓

“七七”事變后太原娼妓情況:二等仍有四家,三等25家,當時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躪是十分殘酷的。便衣、翻譯、警備隊、警察等一進妓院,就是橫行霸道,看中哪個姑娘,老闆立即予以方便,稍有遲緩,不僅不付逛價,而且要打罵老闆,甚至大打出手翻倒桌椅,老闆、妓女都得苦苦求饒,其慘狀苦不堪言。

解放前夕的1947、1948年間,閻錫山的特務、便衣、警察等,每到天黑,紛紛前來嫖妓。當時的“金元券”年荒過甚,物價一日數漲,有不少妓女一日所得尚不足糊口。同時,衛生條件太差,妓女感染“花柳”病者比比皆是,雖已得這種傳染病,但當局不考慮妓女的身體安危,妓女為了維生,無奈只好仍操此業。妓女個個面黃肌瘦,真是苦不堪言。

解放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政府將妓院一律取消。妓女有病的給予看病,身體較好的分別給予介紹工作。妓女悲慘遭遇從此結束,從而獲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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